从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百旺镇的街头到诗会的殿堂，他走过的，是一条中断了十七年、布满生活荆棘后又重见诗光的曲折之路。

光头黎在勾机前沉思。记者李宗文 摄

十三岁的诗种：偷偷拿米换来的《诗刊》

“爱上诗歌，是我人生中非常偶然的事情。”光头黎的诗歌启蒙始于1987年。初二那年，他从朋友那里读到了海子的《亚洲铜》《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》，那些奔放的诗句瞬间击中了他年少的心。一股强烈的渴望在他心中萌生：他想要拥有自己的诗歌读本。

在那个“有时候穿着裤子都露出屁股”的贫穷年代，这并非易事。学校的图书馆里，找不到诗歌的踪迹。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中成型——偷拿家里的大米，去卖给镇上的粉店老板。这是一场秘密的交易，老板怕担责任，与他约定了暗号：夜晚拍门三声，卖大米就说“银像”，卖玉米则说“青定桥”。

靠着近一年偷偷积攒下来的钱，初三时，他终于订阅到了《诗刊》和《星星》诗刊，还买回了第一把红棉吉他。诗歌与音乐，成为照亮他贫瘠青春的两束光。多年后，粉店老板走了，他的音乐也走了。“只有诗歌依然陪伴着我。于我而言，音乐只是意象的喧嚣，而诗歌才是心灵的呐喊。”

光头黎在花山诗会发言。记者 李宗文 摄

十七年的搁笔：生活重压下，诗稿化为青烟

走出校门后，生活露出了它最严峻的棱角。为了生存，他成了建筑工、伐木工、煤矿工、环卫工人、水泥装卸工……20世纪90年代的生活，在他记忆里刻下深深的烙印。迷茫与挣扎中，诗歌是他唯一的倾诉对象，是“暗夜里最耀眼的灯塔”。他坚持写作，作品也陆续在《青年文学》《黄河文学》等刊物上发表。

然而，命运的巨锤在1998年落下。病重九年的母亲永远离开了他。“她在我两次生命垂危时，用伟大的母爱从死神手里把我抢回来。而在母亲病重的时候，我连一粒廉价的止痛药片都给不了她……”巨大的愧疚与无力感将他淹没。“我还有何颜面去写诗歌呢？”母亲去世第三天，他将所有诗稿带到坟前，一页一页，撕下，烧掉。冲天的火光中，他笃信了一个残酷的现实：“一切没有经济后盾的热爱都是瞎扯。”

诗歌，就此与他诀别。他转身扎进生活的洪流，从头再来。建筑包工、装修、土石方运输、沙场、钩机……十年奋斗，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迷途知返：酒杯碰响的虚空与诗的召唤

生活富足了，内心却愈发空洞。每天早出晚归，周旋于无数酒局应酬，他疲惫地发现，“酒杯碰在一起都是虚假的谎言”。

2015年，在告别诗歌整整十七年后，光头黎重新拿起了笔。那一刻，他感觉“迷茫的我又回来了！”这一次，他的写作褪去了年少时的华丽词藻。在历经了生活的灯红酒绿与尘土飞扬后，他的诗歌与自己“越是朴实越是真挚与无敌”的要求日渐贴近。

回归诗歌之路并非一帆风顺。他依然是那个为生活奔波的黎启康。工地不好做，他就加开洗车场，晚上还要经营烧烤摊。“现在一闻到烧烤的味道就想吐。”长期的过度劳累与应酬，让他的胃不堪重负，心脏还装上了支架。 但他的诗心却在夹缝中蓬勃生长。灵感来时，他甚至在钩机作业时会突然停下，赶紧把脑海中瞬间迸发的“火花”记录下来。为此，他没少被扣钱，只能“忍痛把这毛病戒掉”。 当他在自媒体上发表诗作，当地有老板调侃：“黎启康又要开沙场拉土石方，又要开钩机，晚上还要搞烧烤，他哪来那么多时间写这个东西，该不是抄的吧？”他把他人的质疑当作最好的动力，转而向正规的文学刊物发起“进攻”。 为了纪念母亲，《九月的赎罪》应运而生。随后，《给儿子》《崖上花》《酒·村庄》《烈日下的钩机》等作品，相继在《广西文学》《南方文学》《星星诗刊》《海燕》等各大刊物上发表。当印着他名字的铅字一次次出现在权威杂志上时，所有的辛苦与质疑都得到了回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