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年来，算法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带来便利的同时，也催生了一系列新型社会问题——消费者发现同一航班越搜越贵，求职者因“35岁门槛”被系统自动筛选排除，平台利用用户数据实施差异化定价……这些现象背后，是算法歧视从技术问题向公共议题的演变。法律如何规制“算法霸权”？本期说法讲理带您深入剖析这一数字经济时代的法律困局。

　　人工智能是一种强大的技术工具，核心是基于数据和算法的自动化决策能力。算法歧视，是这种技术工具在反映和放大人类社会既有偏见时产生的负面影响。

这种算法设定，实质上是将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历史问题，通过技术手段在就业市场进一步放大和固化，剥夺了许多求职者公平竞争的机会。

1.偏见代理的算法歧视

　　也称为关联歧视。算法决策者使用了表面客观中立的数据，但这些数据组合却产生了歧视性后果。

2.特征选择的算法歧视

　　这是传统歧视模式在数字时代的再现，算法直接将性别、年龄等敏感属性纳入决策系统。

3.大数据杀熟

“大数据杀熟”并非新现象，其本质是平台通过收集用户行为数据，利用算法模型对用户进行画像，进而实施差异化定价。近年来，从网约车、外卖到在线教育、酒店预订，多领域均被曝出类似问题。  

　　这三类歧视的产生源于“数据偏见、算法黑箱和技术权力的不对等”。平台掌握海量数据和技术资源，而普通用户既无法理解算法逻辑，也难以收集维权证据。

 首先，算法歧视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，我们在提到算法歧视时，常常将其与“公正公平”“公开透明”等法律原则对立起来。其次，从法律的角度来看，算法歧视主要违反下述几方面法律规定。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当中确立的“公平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”。当算法决策导致不合理差别待遇时，可能构成对公平交易原则的违反。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  

 第二十四条：个人信息处理者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，应当保证决策的透明度和结果公平、公正，不得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。  

该条款的作用在于防止算法滥用对个人权益造成侵害，是个人信息处理中自动化决策领域的核心规范。换句话说，是规制算法歧视的直接法律依据。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  

当平台利用算法实施“大数据杀熟”，对交易条件相同的消费者实施不同定价，可能扰乱市场竞争秩序。

4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》  

第九条第二款进一步规定：“经营者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对同一商品或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。”这为打击大数据杀熟提供了更明确的法律武器。

一是在监管层面，建议建立全国性算法伦理委员会，构建“长牙齿”的长效治理机制。同时探索“举证责任倒置”规则，在算法侵权诉讼中实行过错推定原则。

二是在行业层面，各行业协会应制定防范算法歧视的自律准则，建立行业定价透明机制和黑名单制度。

三是在消费者层面，要保障用户知情权与选择权。算法服务商应以普通人能理解的方式披露算法风险与运行规则，并提供便捷的算法关闭选项。同时探索算法领域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，增强用户维权力量。

不仅是法律问题，更是技术伦理与商业道德的试金石。当算法成为攫取超额利润的工具时，法律必须为其划定红线。唯有通过平台自律、监管革新与消费者觉醒的三重合力，才能打破“算法霸权”，重建公平透明的数字经济生态。